方志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经典。无论地记、图经或方志，都是应运而生、顺势而为的产物。汉魏时期，世家大族为表彰乡里、品评人物而有地记的诞生；隋唐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了解全国郡邑分布和山川形势而有图经的盛行；宋元以降，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各地编修方志以“有益于政事，有补于风教”，而有方志的兴起。
历代的方志编修者，官方的自不必说，即使是私人修纂者，也是积极入世，迎合当政者的需要，以“存史、资政、教化”为己任。考量其终极目的，应该还是“资政”两字。《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在《序志》中有言：“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 马光祖、周应合编修《景定建康志》首创“补世说”：“天时，验于岁月灾祥之书；地利，明于形势险要之设；人文，著于衣冠礼乐、风俗之臧否；忠孝节义，表人才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道，垂劝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著名学者顾颉刚也在《中国地方志综录》序中说：“每地修志，主要目标在于备行政官吏之鉴览，以定其发施政令之方针……使在位者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
而长期处于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时代背景，也为方志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理由。社会相对封闭，经济发展缓慢，道路、关隘等地理形势千百年不变，社会结构、文化观念长期稳定，对信息资料的时效性几乎没有要求。交通、信息传输不畅，甚至断绝；保留资料的手段和途径不多，方志成为既可为官方也能为民间服务的主要信息载体。这也是方志编修者将资政作为最大理想的底气所在。
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何为信息化？信息化是指培养、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
信息化的时代，智能化的工具，彻底颠覆了传统获取知识信息的途径和平台。互联网可以将海量的信息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和超乎想象的便捷性推送到需求者面前，改变了以往人们接受信息的被动、延迟模式，进入即时、互动模式。据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有32.6%的18～70周岁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比2010年增加14.5个百分点。在它的冲击下，看到这样令人叹息的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2011年）中国最大的独立书店之一季风书店由于租金问题一年内关了四家门店；而7月底，北京最著名的人文学术书店风入松宣布停业；杭州的光合作用、铁驴也在近期纷纷关门……仅2007年到2009年，中国民营书店就减少了1万家。
不仅如此，在信息化时代，经济发展是跨越式的，新兴产业层出不穷；对外交往是开放式的，互动频繁；城市化推进势不可挡，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这一切不断冲击着中国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瞬息万变的社会，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使当政者产生本领恐慌。知识更新处于常态：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技能，及时掌握新的信息，才能应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如果还想着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一修、一修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方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无疑是天方夜谭。编修者如果还想着将“资政”作为方志的最大理想，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方志的“教化”功能也是一样。封建时代修的方志因其价值观的异同，要想在今天树起“教化”的大旗是不现实的。虽其中也传递着善良、助人、清正等正能量。新方志是在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指导下纂成的，赋予其“教化”功能自然没有问题。但是能紧跟时代步伐，更生动、更时尚、更入人心，能担当“教化”功能的载体数不胜数。“大部头”的方志是不可能挤进“教化”的主流中的。
那么，我们还需要方志吗？再过20年，我们还需要三轮修志吗？
其实，对方志能否存世的疑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方志最本质的属性是其“存史”功能。何以资政，何以教化，必须以真实地、完整地记录历史为基础的，否则，什么也谈不上。在资政、教化功能逐渐弱化的今天，方志的“存史”功能非但没有被否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因资料的权威性、完整性、系统性、延续性，更显出其可贵来。
展开来说，成型以后的方志大都是在官方的主持下编修的，可以运用大量官府的文档资料。社会主义新方志也一样，背靠一地的党委政府，资料主要来自政府各职能部门。相较于网络信息的随意性和碎片化，方志资料更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方志独有的编纂要求也为方志资料的权威性作出了贡献。如：“当代修志，隔代修史”，是史与志的区别之一，也勾画出方志的最大特色，与此相对应的是方志的另一特色“详今明古”。“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较便”，这两大特色为方志获得鲜活的、丰富的资料提供了可能。加上历代修志者“言必有据”的自觉，使得入志的鲜活的、丰富的资料具有了相当的可信度。方志还有一大优良传统——生不立传。与作出一点贡献就把什么荣誉都加于一身，并大书特书不同，方志的人物传，不仅对入传人物有自己的选择标准，而且，凡在世人物均不收录，只为去世人物立传。中国有“盖棺定论”的说法。臧否去世人物，可以更为理智，更为公正，更能做到不溢美、不隐恶，从而更令人信服。
国务院2006年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更是对方志资料的征集及审定作出法律层面的规定。其第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可以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征集有关地方志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支持。” 第十二条规定：“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列入规划的地方志书经审查验收，方可以公开出版。”“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应当组织有关保密、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重点审查地方志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一步保证了方志资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方志被誉为一地的百科全书，举凡一地的疆域沿革、山川建置、城镇乡里、物产田赋、户口兵事、民情风俗、人物艺文、名胜古迹及琐闻杂事等，都有所录。用今天的话说，方志资料包含有一地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这些包罗万象的资料，被编修者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按照方志“横排纵写”的体例组织起来。所谓“横排纵写”，即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且有“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基本要求。这样做的好处是，“横排可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定位，纵写则还事物发展、演化过程之原貌，在理想情况下，将塑造出过去社会发展过程的立体模型”。在主体内容“横排纵写”的基础上，当代方志前有《综述》，叙论结合，统摄全书；跟着有《大事记》，画龙点睛；后有《附录》，收集一地的诗文著作、文献资料等，以作延伸之阅读；加上目录和各类索引，形成一个完整而且系统的著述体系，使各类繁杂的资料都安放妥帖，便于查找使用。
方志资料的完整性尤其体现在其所载的丰富的地方史料、社会史料，可以弥补正史记载之缺。这也是历来方志被看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以吾侪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言之，则此二三千种十余万卷之方志，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良著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何则？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淆杂，各不相侔者甚伙。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而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所以，“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籍。故方志者，非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与兹系焉。”
史学家吕思勉为刘知几的《史通》评注，都邑簿不徒可见一地方之社会情形，亦可见其物产及建筑等情状，最为可贵。刘氏以繁芜为病，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则正取其多多益善耳。此等材料，亦多为方志所兼该，方志之系于国史，诚大矣哉。
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方志有续修的传统。隔若干年就续修一次，代代相传，前后相因。在校订前志正误的同时，补充新发现的资料，“阙者补之，复者删之，意所未惬者考订之。”一本志书完成后，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淀，被使用者反复品评、推敲，错误与不足就会更清晰地传递给续修者，使他们有的放矢地加以修正；社会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总会有一些新的观念赋予续修者，使他们重新思考前志的内容、编排方式，应对时代带来的新内容、新变化。就是这一本接一本的方志，将一地历史的发展脉络呈现出来，称得上是与时俱进的绝佳范例。
作为一位方志的大用户，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坦言：“我所有求于方志者无非资料”。
如上所述，方志的“存史”价值是其最本质最核心的价值。有了“存史”价值的发扬光大，方志就有了长期存在下去的合理性，能形成一种为人所需要的有益力量。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方志工作者就无需妄自菲薄，而应以“如能，则大善，如不能，也不必强求”的心态，从容地卸下“资政、育人”的枷锁，凭着“方志非小道也”的自信；“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在迷离惝恍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想，那么，真算是史学家对不起人了”的自觉，将注意力别无旁骛地专注于“存史”功能，并投入热情与智慧：“极忠实以搜集资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这样的志书，也许会因为没有伟大而崇高的理想而显得平凡，但是编修者的一心一意使得其资料的权威性、完整性、系统性和延续性有了更可靠的保证。由此，相关领域的专家会运用各自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对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从中抽象出规律性的东西，孵化出新思想、新文化来，以为今天社会的借鉴。普通的读者也可以从中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了解一地的地理风物，感知历代先贤的思想情怀，因为对历史的“已知”而获得一份应对今天的“变化”和明天的“未知”的精神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