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是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同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缩影。年鉴从西方传入中国，虽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兴旺发展主要还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年鉴事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尔时，对陪同接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任总编辑姜椿芳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小平同志关于年鉴的谈话，像一股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年鉴在中国很快就火热起来。1980年，《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世界经济年鉴》等先后创刊，至年底，中国共出版6种年鉴。1983年，《辽宁经济统计年鉴》《黑龙江经济年鉴》《广州经济年鉴》等也相继创刊，地方年鉴开始异军突起。至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出版的年鉴达到500多种。90年代，随着地方志机构首轮修志任务的陆续完成，由修志机构创办的一大批地方年鉴相继问世。至1999年，全国公开出版的年鉴猛增至1300多种。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年鉴界创新发展渐成风气，一大批专业年鉴和企事业单位年鉴应运而生，一些填补空白的年鉴新品种陆续推出。其中包括2001年创刊的《中国儒学年鉴》，2004年创刊的《中国—东盟年鉴》，2005年创刊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年鉴》，等等。2006年5月，《地方志工作条例》颁行后，又催生了一大批市、县综合性年鉴。至2009年，国内公开发行的能够正常出版的年鉴数量增加到3000多种；2013年，又增加到近4000种。

　　2013年11月，在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年鉴研究会）换届时，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副研究馆员张丽丽向我提供一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建国以来中国出版的年鉴清单。这份清单告诉我们，建国以来至2013年11月，我国累计出版各级各类年鉴6171种。其中：全国性统计年鉴97种，全国性专业（行业）年鉴933种，地方统计年鉴911种，地方专业（行业）年鉴1478种，地方综合年鉴1883种，企业年鉴367种，学校年鉴225种，国际性年鉴107种，港澳台地区出版的年鉴170种。国家图书馆是中国版本图书馆，所有出版物都必须向其缴送样书。国家图书馆的这份清单，肯定是最全面、最权威的。但在上述6171种年鉴中，扣除非正式出版的1000多种，正式出版但不公开发行的两三百种，已经停刊的三四百种，虽未停刊但做不到逐年出版的两三百种，等等，与我们关于2013年全国公开发行的能够正常出版的年鉴近4000种的基本估计是一致的。

　　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出版年鉴的情况看：出版年鉴较多的是广东（295种，未扣除非正式出版的、已经停刊的、不能逐年出版的，下同）、四川（278种）、山东（274种）、河南（225种）、江苏（223种）、云南（204种）。其中，地方综合年鉴出版较多的是四川（166种）、云南（128种）、广东（115种）、河南（111种）、江苏和新疆（108种）、山东（105种），地方专业（行业）年鉴出版较多的是北京（123种）、广东（121种）、上海（99种）、山东（89种）、湖北（78种），地方统计年鉴出版较多的是山东（80种）、湖南（64种）、广东（59种）、河南（58种）、浙江（56种）、四川（51种）。出版年鉴较少的是西藏（7种）、海南（28种）、青海（29种）。其中，地方综合年鉴出版较少的是西藏（2种）、海南和青海（15种），地方专业（行业）年鉴出版较少的是西藏（3种）、青海（8种）、海南（9种）、贵州（13种），地方统计年鉴出版较少的是西藏（2种）、海南（4种）、青海（6种）、宁夏（10种）。

　　地州区县综合年鉴累计出版1300多种，但能够做到公开出版、逐年出版的只有900多种，约占地州区县总数的1/3，其中绝大多数是县级年鉴，约60%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

　　年鉴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年鉴的发展，与特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它随工业经济的繁荣而繁荣，也随工业经济的衰落而衰落。欧美、日本的年鉴是这样，中国的年鉴也将会是这样。目前，我国沿海某些发达地区已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从全国看，今后十年左右，也将会走到工业化发展的拐点。到那时候，年鉴数量增长的拐点将会随之出现，年鉴发展也将会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地方志工作条例》颁行后，一些省、市修志机构强调依法修志编鉴，要求地州区县实现综合年鉴全覆盖。这样大干快上是否妥当，值得深思。从实际效果看，四川、云南、广东、河南4个基本实现全覆盖的省份，相当多的地州区县年鉴尚未能做到公开出版、逐年出版，而且编纂出版质量相对较低。例如，四川省就有近40%的地州区县年鉴不能做到公开出版。在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中，这4个省份获特等奖的地区州县综合年鉴为零，获一等奖的也非常之少。我所在的广西，县级年鉴的质量也不容乐观。前两年，广西地方志办公室主办全自治区方志、年鉴质量评比，我任组长的年鉴评审组极力推荐一部县级年鉴为三等奖，主要是考虑到为数众多的县级年鉴不能没有一部获奖。但到了全体评委投票结果出炉时，还是被刷了下来。这说明并非是我们少数几个人认为广西的县级年鉴质量比较糟糕。我曾与一些县志办主任交流过，我问为什么年鉴编得如此糟糕。他们的回答几乎众口一词：县志办只有两三个人，既要修志又要编鉴，既缺少经费又没有经验，实在无法保证质量。因此，我向广西方志办领导建言：沉住气，创办一批，巩固一批，提高一批，发展一批，不急于要求全覆盖。

　　县级年鉴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体例不完善，编写不规范，内容单薄，资料形式单一，表现手法单调，资料性、检索性、实用性都不强。当然，县级年鉴也有质量很好的，但那是极少数。从总体上看，县级年鉴质量问题较大。因此，加强县级年鉴的规范化建设，是我们的当务之急。2013年在广东南海召开的第14次全国地州区县年鉴研讨会上，我曾以“县级年鉴的体例缺陷及弥补方法”为题作主题报告，就县级年鉴的规范化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2014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24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中，我也就年鉴的规范化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这里不再重复。

　　就数量而言，我国毫无疑问已经是年鉴出版大国。欧美年鉴在其发展鼎盛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也只出版了1700多种；日本年鉴的鼎盛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日本出版的年鉴也只有350多种。我国以近4000种年鉴的出版当量，在当今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前无古人的。然而，年鉴出版大国并不等于年鉴出版强国。年鉴出版强国的重要标志，一是拥有响当当的年鉴品牌，二是有巨大的发行量和较大的社会影响。这两条我们都还不具备，所以徒有年鉴出版大国之名。我国目前正常公开出版的1500种地方综合年鉴的总发行量，大约只相当于美国《老农夫年鉴》4个版本的发行量。当然，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具可比性。我们的地方综合年鉴属于文化事业范畴，美国的《老农夫年鉴》属于文化产业范畴。问题在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这样的文化事业能否永续发展？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前景看，希望通过一部书、一部年鉴来保存一个机构、一套人马的努力也许是徒劳的。从当前反“四风”的角度看，编一部志书花费几千万，编一部年鉴花费上百万、几百万，也将逐渐成为历史。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政府，在其经济社会尚未足够发达的时候往往是很富有的，行政长官一掷千金、挥金如土并不希奇。但当其发达起来之后，一个个都会变成穷光蛋，每花一分钱都会精打细算。这是一个悖论，但却是客观事实。什么原因？一是因为沉重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负担压得政府透不过气，二是因为纳税人一个个都瞪大眼睛看政府如何花钱。德国前经济部长莫勤曼用经济部的一张信笺为小舅子写了一封推荐信，媒体在质疑其滥用政府公信力的同时质问：信笺纸虽然价值不高但也是国家财产。莫勤曼很快辞职。中国的社会发展，总有一天会进到这一步。我们之所以提出扫除年鉴的奢华之风，倡导年鉴删繁减雍去奢华，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让年鉴事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现有年鉴不但需要严格规范，而且需要努力创新。对于地方综合年鉴而言，创新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提高年鉴的实用性。莫秀吉同志以此作为这次会议主题报告的中心内容，不但是有感而发，而且切中时弊。他的报告深入浅出，对于地州区县年鉴增强实用性，提高质量，具有指导意义。坦白地说，我们不少地方综合年鉴，包括数量不菲的地州区县年鉴，从娘胎里就是不实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地方年鉴编纂工作的出发点既不是为大众服务，也不是为现实服务，而是为少数人服务，为今后工作服务。为少数人服务的具体表现是以记录和宣扬政绩为目的，将年鉴编成党政机关的宣传品和领导干部的功劳薄；为今后工作服务的具体表现是年鉴方志化，将年鉴办成“存史备查”的官书、史册。官书、史册对于社会大众，当然是不实用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官书、史册、功劳薄式的年鉴是不可持续的，其生存空间必定会越来越小。地州区县年鉴要生存发展，就得转型，实现年鉴记述重点的根本性转变，克服从娘胎里带来的诸多不足。地州区县年鉴的转型：一是由以记录和宣扬政绩为宗旨，转变为全面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二是由围绕党政领导作文章，着重记述党政机关的日常工作、事事务务，转变为着重记述地方的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年鉴出版宗旨和记述重点的转变，必将有力促进年鉴内容选择和表达方式的推陈出新，必将有效促进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的提高。因为要全面记录现实，以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作为年鉴的记述重点，就必须兼顾360行，行行都有可查可用的资料；就必须兼顾正反两方面的资料，如实记录社会的进步及存在的问题。这就必然会减少年鉴的宣传味，增强年鉴的客观性和实用性。

　　年鉴事业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鉴的创新。年鉴的创新将决定年鉴事业的未来。年鉴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年鉴界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年鉴编纂出版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所谓“整体竞争力”，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年鉴的质量，二是年鉴的品种数量，三是年鉴的现代化。年鉴参与市场竞争的重点是传媒、其他出版物或国外出版商创办的年鉴，而不是国内年鉴同行。因此，年鉴创新的目标也相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创新框架、完善体例、充实内容，全面提高年鉴质量，实现年鉴的特色化、风格化；二是调整年鉴的品种结构，增加年鉴品种数量，填补年鉴品种、品系空白，实现年鉴的多样化、系列化；三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数字出版，通过年鉴界的通力协作，实现年鉴的数字化、网络化[①]。上述“三个方面六个化”，是年鉴创新的主要内涵，是年鉴界长期的艰巨任务。创新其实也是一场革命，而革命通常是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才发生的。在小日子还过得去的情况下，奢谈革命，似乎意义不大。但有眼光的年鉴工作者和年鉴主办单位领导者，应当站在时代的前沿，未雨绸缪。在抓好年鉴规范的同时，一方面，努力推动年鉴转型，实现年鉴内容选择和表达方式的全面创新；另一方面，逐渐学会利用社会力量、社会资源办年鉴，尝试通过招投标、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办年鉴，努力按照工具书朴实无华的本色办年鉴，着手推出网络年鉴、在线年鉴等，走花费不多而能办好年鉴的道路，实现年鉴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初步创新。这是我们许多地方年鉴编纂单位和主办机构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共同任务。